cq9电子cq9电子cq9电子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国内各类投资机构应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在对外投资之前深入调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风险，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

　　[1]易宪容.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对中国的警示[J].时事资料手册，2007，（5）.

　　[3]张红梅.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一)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特点我国金融服务外包目前以在岸外包为主。国内金融行业如今在快速发展时期，在金融行业竞争加剧以及客户服务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刺激下，国内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服务外包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金融服务外包在我国还在初级发展阶段，主要是因为关于金融服务外包支持及监管等政策出台时间较短，政府支持不足。而且服务外包企业规模不大，国内的企业和国外服务外包业巨头，尤其与服务外包业强国印度的公司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我国金融服务离岸外包市场近年来不断扩大。我国承接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的规模在迅速扩大，金融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即将步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我国金融市场正逐步开放，国外的金融服务外包巨头，如埃森哲、FDC、Unisys、IBM、HP、Infosys、Wipro、TCS等正加快进入国内市场，离岸业务日益增多。国家开发银行将PC等设备外包给HP;中国光大银行将信用卡外包给美国第一资讯公司。这些跨国企业通常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在我国的外包项目以涵盖复杂环节的外包为主。另外，跨国企业拥有先进的外包管理方法，我国接包企业能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我国金融外包接包商通过专注国内市场从而不断充实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逐渐融入全球外包市场，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欧美金融机构的认可。目前，我国金融服务离岸发包市场主要集中于日本、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其中，日本的大部分离岸外包业务是我国企业承接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选择金融服务外包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实力较强，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承包商人力资源较高、基础设施较好、具有较强的品牌或信誉。但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和发达国家外包市场相比，总体上存在着市场规模小、核心竞争力弱、业务层级低、风险控制薄弱、交付和运营能力差、人才短缺等问题。

　　(二)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区域布局状况我国本土金融服务承包商一般脱胎于原来的IT软件开发企业和国内大型金融机构自建的后台服务中心。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放开，金融服务国际承包商纷纷登陆，我国金融外包市场逐渐扩大。如今国内很多城市提出建立金融中心，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由于涉及政策引导、行业研究，以承接高端业务为主;大连、深圳、天津因为靠近沿海的地缘优势，积极承接东亚各国(地区)的金融外包服务;昆山、苏州、杭州、南京因靠近上海金融中心，主要承接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中西部的成都、西安、重庆、武汉等城市正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其人力资源成本优势日益明显，承接当地金融服务外包业务。以成都为例，近几年建的有平安保险服务中心、工商银行电子银行中心、交通银行信用卡中心、光大银行成都后台服务中心、太平洋保险IT数据容灾和后援增值服务中心、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客服中心、中国银行西南信息中心、万国数据成都运营管理数据中心等。成都已逐渐成为我国西南金融服务外包中心。

　　(一)数据说明2012年成都市委金融办公室对成都金融机构及外包产业园120家金融机构进行了调查，主要方式是问卷调查及专家座谈，从而得出影响金融外包决策的因素(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10份)。成都作为我国中西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近几年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在成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都在产业发展环境、人力资源、综合成本、交通与通讯优势、政策扶持、产业载体等方面狠下功夫，推进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为服务外包及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营造了较大竞争优势，初步形成了服务外包知名跨国企业、国内领军企业以及本土企业聚集发展的产业格局，已逐渐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承载地。目前全球金融服务外包20强企业有一半在成都开办分支结构，本土金融服务外包承包企业蓬勃发展，成都外包产业园初具规模，外包市场发展日渐活跃。2011年10月7日成都市政府制定了《成都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行动计划》，首次明确了成都市作为“国际金融综合服务外包中心”的产业发展定位、发展路线、空间布局及产业推进措施等。

　　(二)变量定义表3为模型中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统计特征，可看出，外包和非外包企业在相关政策因素、服务可分解程度和市场的竞争性方面无显著差异，其他变量都存在显著差异。

　　(一)实证结果分析自变量对金融外包服务决策影响实证研究的输出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依存性反映的是发包方和外包商之间权利的对等性，承包商的权利越大，依存性也越大，则外包的可能性越小，可见依存性和外包决策存在反向变动关系。从优势值可以看出，依存性若变大，其选择外包的发生比降低0.197。承包商的人力资源水平对金融服务外包决策将产生正向影响，因为金融服务外包属于知识密集型，需要计算机、数据挖掘与处理等方面的高端人才。金融机构通过选择拥有相关专业人才的公司，才能确保金融业务的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外部效果，并减少其中存在的风险。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承包商基础设施对金融机构的外包服务决策带来正向作用，不同基础设施的发生比达到4.142，这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的状况决定着其承接外包的能力和便利性。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多将计算机网络或程序软件等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趋向选择具有较高软件设施的承包商。另外，硬件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和交通物流状况等)也将从根本上决定产品的成本与效率。政策因素也将对金融外包服务决策产生正向作用，政策包括国家制定的法规和地方出台的具体措施。目前，我国国内很多城市先后建立起专门的金融服务产业外包园。为了推动产业园的快速发展，成都专门组织相关机构制定《成都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规定了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定位、发展路线、空间布局以及产业推进措施等细节。就外包决策而言，品质和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金融机构进行外包决策时期望建立的是互相诚信、低风险以及可长期发展的服务，因此，承包商的信誉和品质也会对金融机构外包决策发挥正向作用。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由于外包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等，会牵扯到法律方面的事宜，金融企业进行外包决策时，需要对外包的产品和服务边界进行更深一步的考量，如表4所示，OR值为5.292，这说明对于核心的敏感项目，即关系到产权问题的业务不倾向于外包。表4结果还表明，市场规模将会对因变量带来一定的正向作用。这是因为:若市场中的金融发包企业越多、规模越大，则外包需求越大，从而有利于承包商达到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对外包业务的复杂性而言，金融机构和承包商是围绕外包业务开展合作的，因而其复杂性(难易程度)对外包决策有重要的影响。复杂性越高，承包商完成的难度越大，质量越难以保证。因此，业务复杂性对外包决策的影响是负向的。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考量的是当前整体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是否会引致外包交易风险，如果经济运行不确定性高，则风险就高，不利于金融服务外包交易的达成，和外包决策呈现反向关系。金融机构需了解外包业务的市场状况。假如垄断程度较高，就容易对承包商产生依赖，反之，如果市场竞争性高，承包方之间的竞争激烈，则有利于发包方对承包商的多方选择，降低外包成本，因此与外部决策呈正向关系。

　　(二)模型检验1.系数检验。由表4可知，模型设置的所有自变量的wald值均大于自由度为1的标准3.841，说明在0.05的水平上，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统计性显著，拒绝变量系数为零的零假设，通过了wald检验。本文使用似然比正向逐步检测法逐步引入变量，每步似然值－2Loglikelihood如表5所示，因结果大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临界值，说明逐步加入的变量对服务外包的决策解释作用显著。并且在逐步检测中，Cox＆SnellR2和NagelkerkeR2这两个指标数值在增大，理论上认为，类R2趋近于1时意味着模型能够实现完美预测。2.拟合优度检验。需要借助拟合优度检验对模型的适当性进行检验，一般采用偏差、Pearsonχ2和Hosmer－Lemeshow(HL)三个指标来实施。由于本文自变量较多，协变类型数量很大，每一协变类型的观测数很少，因此选择HL指标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a=0.05，HL统计量的概率P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水平，这说明拟合优度较高。另外，还要对模型的预测性进行评估，模型预测判别分类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中可以看出，110家金融机构中，有89家(76+13)被模型正确分类，总正确率为80.9%。在实际观测有92家金融机构选择外包服务中，通过模型预测有76家，模型预测精度达到82.6%，而对于不外包企业的预测精度达到72.2%。这表明，本文设计的二分类Logistic模型基本引入了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预测结果较好，这对于金融机构实施服务外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论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包商的人力资源水平、政策因素、承包商基础设施与承包商的品牌和信誉、市场规模及其竞争性等因素对金融机构业务外包决策起到正向影响作用，其中承包商的人力资源水平、品牌和信誉、市场规模及其竞争性影响显著，具有较大的系数值。这说明我国金融机构进行外包决策时，更多地考虑承包商的核心竞争力，政策因素、基础设施、经济运行状况影响相对较小，原因是我国金融服务外包还在发展时期，很多的条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对行业尚未形成较大的激励作用，基础设施还无法满足市场需要，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尚不成熟。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机构对承包商的依存性、知识产权保护、外包业务复杂性、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等因素会在外包决策过程中产生反向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金融机构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提升自身竞争力时，还将会重点考量外包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总之，我国目前的金融服务提供商，由于起步较晚、配套设施不完善、政策不配套等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存在着市场规模较小、核心竞争力缺乏、业务层级低、风险控制薄弱、交付和运营能力差、人才短缺等问题。因此，通过健全相应的监管体系，建立系统的资格审查制度，以控制外包风险，并鼓励承包商引进人才，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同时完善知识产权法等相应的法律法规，提升服务外包企业品牌和信誉，为建设高效成熟的外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金融，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2]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2002年2月的金融工作会议列举了六项金融改革的方向：金融监管要履行职责，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控货币供应量等等。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作者开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等等。

　　一般来说，这些条条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通篇说的是良好的愿望，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难道以前中央银行没有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难道没有要求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难道在哪篇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要下力气解决不良贷款？如果以前没有提出这些口号，显然是严重失职。事实上，以前央行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确实，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什么这些经念了这么多年，银行业的问题非但没见到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无庸讳言，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经过1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改革中所做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换件新衣，梳洗一下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在舞台上唱好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个道理已经被大家所理解。时至今日，我们的银行业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进行梳洗打扮的过程，没有用多少时间练功。因此让这样的演员唱好戏肯定是难为他了。要想唱好戏，就要像抓中国的足球一样“从娃娃抓起”。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有几个半大小伙出世，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到今天为止，这些小伙的戏倒是唱的不错。问题是，我们从改革之初，就推行了一条“禁止出生”的政策，不让民营银行出生，堵死了“从娃娃抓起”的路子。现在面对入世，我们明白了梳洗打扮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练功，但是又害怕生孩子。这样的逻辑是多么可笑。

　　在金融改革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敷衍塞责，能拖就拖。另一个极端是莽撞上阵，欲速而不达。

　　自2000年夏，经济学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民营银行的研究和探讨。许多学者都主张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前首先对内开放。通过创建民营银行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改变在金融领域的产权结构，在竞争中改善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些建议碰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拖字诀”。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挂起来再说。由于正赶上2003年政府换届，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和世界各国一样，在“选举年”是办不了大事的。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由于入世后对外开放金融领域的日程已经确定下来了。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就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国民待遇，从而对中资银行形成严峻的挑战。本来留给我们作准备的时间就不多，白白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实在令人可惜。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在2002年3月，金融改革突然热了起来。在200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中资银行上演《生死时速》”。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描绘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一段话：“疯狂地吸收存款，疯狂地放贷，疯狂地制造不良资产，疯狂地处置不良资产”。读了这些报道，给人们一种感觉，为了推进金融改革，好像某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程度。近来，在深化金融改革的呼声中出现了一股商业银行上市热。紧锣密鼓，跃跃欲试。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稍有理智，哪家银行也不敢疯狂，也用不着疯狂。权力和垄断是诞生疯狂的温床。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比匆匆忙忙地犯错误强。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弄得不好，会把金融改革引上歧途，闯大祸。

　　商业银行上市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已经上市。民生银行上市发行3.5亿股，筹资42亿元。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信息，希望在短期内上市。据说，招商银行获准发行15亿股，每股作价7元。集资额可望超过100亿元，成为目前大陆第二大上市公司。[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上市的呼声最高。中国银行行长说，中国银行已经在2001年完成了在香港部分的重组，准备上市[4]。最近国有银行上市突然加温。在2002年2月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某些金融业负责人表示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其重点就是实施股份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上市。2002年3月16日在《中银论坛》上表示，国有银行可以组建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完善治理结构，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5]

　　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急于上市？据说，银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筹集资金，使得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行行长说，由于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间有六大差距，入世后要消除这个“鸿沟”需要10年左右。说，这六大差距表现在资本实力、风险防范、不良资产、治理机制、管理机制和IT建设等方面。[6]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国有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2002年1月说，商业银行在补充资本的机制上还不够健全。要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上市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7]因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的自有资产(一级资本)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其他各家都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见表1)。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两大巨头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为19.1%。中国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7%。[8]

　　由于四大商业银行是国家所有，当资本金不足的时候，自然应当要求资产所有者注入资金。从理论上来讲应当由财政部向四大商业银行注入资金。事实上，财政部在1998年已经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能不能让财政继续注入更多资金，要看看目前财政的能力。可惜，由于从19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数额连年攀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元。很难指望国家财政向国有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见表2)

　　朱熔基总理2002年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指出，在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3098亿元，占GDP的3%。国债余额累积数字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GDP的18%。(如果按照朱熔基总理在《国家工作报告》中提供的数字，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那么国债占GDP的比重就是27%。究竟哪个数字正确？)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财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国债的增加速度过快。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1.2%，在2001年上升为2.9%。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7.3%，到2001年上升为18%。根据《大公报》在2002年3月24日报导，在1998~2000年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2.3%，2001年可能还会增长20%。倘若继续增长下去，压力越来越大。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越借越多，养成靠借债度日的坏毛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的国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其中主要有三笔：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不良贷款、未登记外债。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应当在年青时期积累些钱，等到退休之后可以用这些积蓄安渡晚年。国家也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应当给每一个公民都设立个人帐户，在这个人工作期间，不断地投入资金。待这个人退休之后，从个人帐户中逐年提取资金，发放养老金。在世界上各个工业化国家中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养老基金，存了很多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多年来民众积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基金的基础上。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基金。劳动者的节余都被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或其他用途。现在发放的退休金都是靠当年征收的各种税、费中支出的。这种操作方法叫做“现收现付”。也就是说，当前的劳动者在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刚刚开始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在名义上设立了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但是，这些个人帐户都是空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债务”。

　　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特殊，除了由于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所造成的老龄化问题之外，[9]人口结构的分布也带来极大的麻烦。在60年代末，由于，大中小学关门，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人口剧烈增加。仅仅在1965到1970年期间人口总数就增加了10454万。以后这个增速降低了下来，在1990到1995年期间只增加了6788万(见表3)。出现了人口分布上的扭曲。

　　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将在2025年前后退休。当他们退休的时候，正在上班的差不多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上班的人需要负担的老人的比率将非常高。老人赡养率将从2000年的11%上升为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均9个人养一个老人，到了那个时候。3个劳动者要养一个老人。如果还要按照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付养老金的话，仅仅养老金一项就要刮掉工资收入的38.5%。显然，如此高的税率将摧毁国民经济系统。为了避免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逐步还债，充实个人帐户基金。

　　为了研究这个题目，世界银行的王燕，美国普度大学的王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翟凡和我建立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动态模拟方法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缺口。[10]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维持过去的“现收现付”体制，养老基金将很快出现收支缺口。按照1995年价格来计算，到201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2060亿元。这个缺口将继续扩大，到2050年达到102730亿元。如果拿1995年价格计算的线亿元(见表4)。

　　按照国务院体改办和美国安然保险公司的计算，这笔隐性债务在2000年大约在76000亿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笔隐性债务在70000亿左右。[11]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这笔债务却是非还不可，越拖问题越严重。

　　世界著名的金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在2001年10月9日说，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在30000亿左右。也许标准普尔的估计不那么准确，按照官方数字，不良贷款占银行全部存款总数的25.7%，超过20000亿元。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分析。

　　除此之外，按照“债转股”的模式，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变成了国有银行手里的股份。如果这些国有企业盈利的话，那么国有银行还多少能分到些红利。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亏损，那么在国有银行手里的这些股票还不等于一迭废纸？

　　由于许多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节节上升，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1998年把它们合并成了10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除了上海商业银行等几个城市商业银行比较好之外，其余的城市商业银行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不良贷款。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坏帐都有可能转变成为国家财政债务。

　　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考虑进来，恐怕债务总额会超过了80000亿，相当于GDP的80%。[12]由此可见，中国的债务负担非常严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13]因此，要求从财政上来给国有银行充实资金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既然国家财政不可能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大笔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动股市的脑筋，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筹集一大笔资金，改善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上市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会不会出现“一股就灵”的奇迹？[14]

　　国有银行能不能上市？也许有人认为，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四大国有银行是“国家所有，国家信誉”，只要国家批准，要上市还不是轻而易举？

　　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任何企业上市的前提条件是信息透明化。企业上市是直接融资行为，也就是说，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拿出一部分股权来换取外部资金。例如，企业自有资本1亿元，年利润1000万元。如果想把经营规模扩大一倍，需要资本2亿元，于是，这家企业通过上市，对外发行相当于1亿元的股票。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益好，购买股票的人按照投资多少来分享利润。假若股票价格上升，股东们还可以从股票升值得到额外的收益。因此，上市的前提是，第一，企业要有自有资产，第二，要期望盈利。

　　美国的创业板市场允许一些资金不足的企业上市。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允许他们上市，实际上是让他们牺牲股权换取快速发展和成长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公司更像是即将出现的经营前景看好的“民营银行”，而不是现在的国有银行。

　　现在，在国内有一股这样的“热”，叫做搭国有企业上市最后一班车。就是说，中国已经入世了，政府的照顾政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公开使用了，必须要赶在2005年以前上市。否则，如果上市必须靠企业的质量，国有企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来，国有银行的上市问题正是这股“热潮”的产物。

　　国有银行上市的第一关就是要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家当。企业上市时考虑的是净资产。如果企业注册资本是1亿元，但是欠别人的债务有2亿。那么，我们说这家企业资不抵债。别说上市，早就该破产倒闭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中最多只有8%是属于自己的，其余的都是企业和老百姓存的钱。银行拿储户的钱放贷，如果出现了不良贷款，自然应当由银行负责。因此，在考虑银行的净资产时不仅要看银行的注册资本还要看它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如果银行要上市，首先要把不良贷款的数字搞清楚。在这里有几笔帐非算不可。

　　第一，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这一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22898亿元。

　　第二，按照官方报导，被“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有15688亿元。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年多了，已经完成了收购四家国有银行部分不良资产的任务。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2001年9月底的数据来看，已经处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贷款总数为1360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7%(见表4)。

　　众所周知，讨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要的必然先要回来。剩下来的不良贷款都是些硬骨头。就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讨债和资产重组的本事很大，能要回来30%就算很成功了，那么还有将近10000亿的坏帐。[15]无论把这些坏帐“剥离”到哪里去，坏帐还是坏帐。这是四大商业银行欠老百姓的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储蓄者都有权把自己的存款要回去。老百姓不会去找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找当初收他们存款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么来补这个窟窿？如果把这10000亿算进去，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要上升多少？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复苏报告》中估计，如果把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计算在内的话，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将调整为37%(见表5)[16]。

　　第三，目前，国有银行计算不良贷款数目是采用“一滞二呆”的分类原则计算的。早在1998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朱熔基总理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盲目在所有领域都照搬国际惯例，但是在贷款分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纳国际惯例”。在200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度强调“商业银行从今年开始要全面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17]

　　可是，实行“五级分类”谈何容易。在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发动了一场中外闻名的“清分”试点。(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要求在广东境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工作。为此，中央银行从全国调集了200多名专家会战广东，打算在广东清理分类之后，将“五级分类”逐步扩展到全国。中央银行和各个商业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清分办公室，并且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分解到了各个基层分支机构。广东的清分试点从1998年5月开始，到8月结束。可是，清分的结论却成了中央银行“烫手的山芋”。参加清分试点的人说，再弄下去，我们就要变成反贪局了。一直拖了一年多，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对继续开展“五级分类”作出部署。在2000年9月，中央银行了《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令人意外地重申继续以“一逾二呆”作为确定不良贷款的标准，其中确实有难言之隐。在2000年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性检查，连那些已经采用了“五级分类”的银行还要倒退回去，按照“一逾二呆”的数据来汇总数据。为什么中央银行在“五级分类”问题上会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很明显，“五级分类”揭露出来的不良贷款数字远远大于“一逾二呆”。[18]

　　按照1997年以前“一逾两呆”的标准，贷款逾期3年才划为呆滞，借款人走死逃亡才划为呆帐，而按照“五级分类”，只要借款人不能归还本息30~90天就列入不良贷款。[19]假定国有银行认真地采用了“五级分类”，许多现在算为正常的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不知道这样一来，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四，“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信贷质量。如果一个企业借了10笔款，按照“五级分类”，只要有一笔贷款不能按时归还，这个借款者的信用评级就要下降，其他贷款都要列入问题贷款。可是按照“一逾二呆”，只要其他贷款尚未到期就不算。按照“五级分类”，信用评级恶劣的国有企业有多少？目前给国有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事情尚在讨论之中，倘若真的按照信贷质量来划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五，四大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贷给了目前上市的1167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当计算不良贷款的时候，是按照这些企业的帐面数字来评估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1996年底，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7.29万亿元，负债5.18万亿元。负债率高达71%。在这些企业的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以及长期拖欠的不良债务占20%，超过1万亿元。[20]这些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真实数字恐怕更为严重。

　　有人估计至少20%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假帐。“银广夏”就是一个例子。前不久还被称为资产质量特别优秀的好企业，说破产就破产了。揭开盖子来，尽是假帐。如果有许多上市公司隐瞒了巨额亏损，那么一旦搞清楚了这些公司的帐目，岂不是又要给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大增加一笔？

　　最近，央行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下降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减少600亿。据说，这是央行新设的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责。实际上，这对于央行金融监管局来说绝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监管人员长期以来就像救火队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奔波。说我们的金融业“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目前，现象越演越烈，金融领域是所有寻租活动必经之途。拿这么有限的几个金融监管人员去对付“人心不古，党风日下”，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是无法对付日趋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说声要减少600亿不良资产，下个指标容易，怎么实行？那些国有企业在继续亏损，到时候，银行敢不敢不再发放贷款？或者干脆叫他们破产倒闭？只要银行摆脱不了各级政府的控制，就别想摆脱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坏帐

　　说句不客气的线亿不良贷款cq9电子，如果能够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还只有几千亿。眼看着突破了一万亿、二万亿。在金融系统中，人还是那些人，国有企业还是那些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如90年代初期，凭什么就能把不良贷款降下去？

　　银行上市要不要算清楚帐目？如果算清楚了帐，国有银行能够拿出来合股的资本究竟有多少？虽然银行的情况和企业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是10亿，但是贷款的坏帐也有10亿之多，事实上，这家银行已经把自己的资本全赔光了。银行的钱都是别人的。凭什么拿别人的钱上市呢？如果不良贷款比银行的一级资本还多得多，那么凭什么上市？[21]倘若某个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公之于众，还有人敢买这种股票吗？如果不告诉老百姓真话，靠造假帐上市，今后怎么办？

　　“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国有银行不上市cq9电子，那么，尽管现存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但是还可以慢慢对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岂不是掩耳盗铃，马上就要踩响这个大地雷？如果只是学者们在研究改革方案，呼唤危机意识，对社会的冲击极为有限。如果真的让国有银行登上股市，那么立即和广大股民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想盖都盖不住，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

　　既然国有银行整体上市风险很大，弊多利少，那么能不能把国有银行切成若干块，先把那些资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上市？这样作既可以避免由于国有银行规模过大对股市造成的冲击，又比较容易在上市过程中报告银行资产。例如，中国银行在海外部分资产总额1300亿美元，资产质量比较好，如果在海外上市肯定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

　　如果在海外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把那些外国的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把银行切块上市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和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首先，银行的资产必然是统一核算的。银行业就是金融服务业，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加速，就必然要扩大金融服务规模。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规模效益非常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世界上的大银行要不断整合、兼并的原因。提出把国有银行切块上市的人如果真的主张要把国有银行解体分割，那么，显然违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其次，由于地区差距和经营水平等原因，每个银行内部都有些效益较好的单位，也有一些亏损单位。有些吃肉，有些啃骨头。如果，单单把效益好的分行划出来上市，那么，那些效益不好的分行捆在一起，日子怎么过？

　　第三，在国有银行切块的时候，资产好办，负债怎么分？如果把效益好的部分划出来，把债务和不良贷款留给母行或者其他部分，上市固然没有问题，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上市的部分要不要和母行保持联系？

　　如果上市部分完全独立，在资产所有权上和母行一刀两断，那么，母行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母行为什么要同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划分出去？主张国有银行上市的目的是要帮助国有银行脱困，如此处理岂不是和上市的目标南辕北辙？

　　如果上市部分仍然留在母行体制内，那么上市部分就不能回避对母行不良贷款的责任。假若上市部分不向股东说明这些债务，那么就涉嫌欺诈。前不久破产的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Enron)就是这样造假帐的。每当出现债务，安然公司就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让新公司把债务背走。这样在母公司的帐目上始终保持很好的利润记录。虽然安然公司得逞于一时，但是最终还是露出马脚，债权人追索子公司的债务，顺蔓摸瓜，还是找到了真正的债主，把安然公司告上了法庭。为安然公司作假的金融审计公司(安达信公司)，为此牵连上赔偿责任，已经濒临破产。我们的国有银行上市，要不要请那些国际著名的金融审计公司来审计？有了安然破产的教训，那些金融审计公司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吗？假若上市部分如实报告应当承担的不良贷款(并不仅仅是自身发生的不良贷款)那么，还上什么市？

　　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国有银行的监督改革，主要是要改变国有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和监管效率。切块上市并不能促进四大国有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也无益于明确银行产权，更谈不上促进国有银行的经营和监管效率。说到底，主张切块上市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股市为国有银行圈些钱。至于说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料理后事就欠缺考虑了。钟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改革绝无陈仓可渡--评“银行上市年”》。[22]他指出主张银行上市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不思改制的银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上市‘圈钱’后会不把钱糟蹋光。”这个评论，一针见血。

　　与其切块上市还不如在体制外创建一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银行。与其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归属问题上纠缠不休，还不如维持国有银行的现状，在体制外发展民营银行。待到民营银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机制，然后再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

　　主张国有银行上市圈钱的人也许忘记了前不久国有股减持的教训。沪深股市总值占GDP的50%左右。但是，其中三分之二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据说是要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款，在市场上抛出一部分国有股。结果，国有股减持导致沪深股市狂跌，最后只好仓促叫停。

　　现在，老调重弹，国有银行上市，也打算从股市上捞一把。暂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就从中国股市的承受能力来看，这一做法就很不明智。要将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需要800亿。要使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达到所需的资本充足率，至少需要几千亿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字，从1991年至今，上海、深圳股市为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7796亿元。每年融资金额只有一、二千亿元。倘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每个都是大块头，一下子吸收巨额资金，还不得把股市压趴下来？

　　第一，申请上市，但是在审计之后被揭露出来大量不良资产，不符合上市的要求。这些银行声名狼藉，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第三，蒙混过关，上市之后圈了股民的钱，但是由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利润，没有红利，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出现局部的金融危机，导致民众信心动摇，最后，国有银行遭遇风险，同时也拖垮了股市。

　　国有银行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上了市才能成为好银行，那么上市之前就不是好银行，而不是好银行则不应当上市。让国有银行迅速上市的主张颠倒了逻辑顺序。应当在银行上市之前提高资本充足率，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稳定的金融机构，然后再讨论是否应当上市。

　　至于说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能否给股东带来利润？能否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董事会的有效监督？能否通过上市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有鉴于此，为了金融安全起见，国有银行上市还是暂缓为妙。

　　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让许多金融负责人感到头痛。有些人试图尽快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它们提出了四个途径：

　　首先，能不能靠银行本身的利润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银行大部分都是要求商业银行准备专项损失准备金，逐步打消坏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2002年1月1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1年实现利润266亿元。显然，这是最近几年内最好的成绩。可是，就是把这些利润全部投入冲销银行不良贷款，还不到不良贷款的1%。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率太低，使得它们缺乏自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倘若要求四大商业银行靠自己的利润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不知道要多少年。中国对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规定和呆帐核销制度过于严格，应当逐步修改。有关银行所得税的一些规定也应当调整。

　　其次，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目前的财政状况，由于连续多年的财政赤字，要增加发行国债来填补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只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第三，在世界上有许多银行或者金融集团都上市了，可是他们的案例却很难照搬到中国来。外国的上市银行不少，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有高有低，但有这些上市银行都有通过坏账拨备等方式自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内部治理结构尚未理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条件尚未成熟。

　　最后，如果试图开动印钞机，多发行货币来解决银行不良贷款，这纯粹是“饮鸠止渴”。在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国家试过了这个办法，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例如，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央银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比较稳定的货币体系。在1946~1947年期间，大陆的金融状况不错。1947年，军队在山东莱芜战役中吃了败仗。要求扩编100个师。没有钱，就印钞票。中央银行官员指出，再印下去，金融体系就要完蛋了。老蒋不予理睬。在他看来，反正是完蛋，还不如赌一把。如果打胜了，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政府大量发行法币，在征兵的时候，马上就有钱发，似乎问题解决得很容易。但是，人们马上就发现，手中的钞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恶性通货膨胀席卷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5位数。以前买一头牛的钱只能买一个烧饼。金融体系的混乱使得的后院马上就起了火，民心丧尽。在大陆滥发货币，颠覆了自己，唯一的好处是当时银行中的不良贷款也随着金融体系的崩溃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在蒋经国还算有先见之明，他在台湾保留了不同的币制系统，切断了恶性通货膨胀蔓延的途径。

　　对付银行巨额不良贷款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时间。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不仅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体制转换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量不良贷款的问题。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绝对不能急于求成。其实，只要操作稳健，国有银行中的不良贷款并不那么可怕。解决不良贷款的关键在于：

　　举个例子，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线年后，GDP将增加为目前的136%，10年后增长为当前的200%。

　　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再增加，或者说不良贷款现有帐面数额不变，假定通货膨胀率为8%，那么，物价水平上升使得不良贷款所代表的购买力逐年下降。经过5年以后，不良贷款总额就将降低为72%；十年以后降低为47%。尽管不良贷款的帐面数额并没有变化，但是它占GDP的比率将逐步下降。

　　假定在基年GDP为1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2.5万亿，占GDP的25%。在维持“双八”目标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占GDP的比例在5年后从25%下降为13%，10年后下降为6%。这说明，只要能够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哪怕是不良贷款高达GDP的25%，也不要紧，过10年以后就好处理了。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例子。在1985年，有些人强烈主张要深化改革，消除由于双轨制所带来的扭曲，放开价格。在1988年的上提出了一个“价格闯关”的计划。结果，还没有来得及闯关，市场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连涨不已。通货膨胀率很快就超过了24%。最后不得不暂缓价格改革，把许多部门的价格重新控制起来。在当时看来，要放开价格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到了1994年，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民营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日趋上升，市场机制逐步健全，计划内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少，政府控制的计划价格变得无足轻重了。不知不觉地价格就放开了。有的经济学家说，当初闯都不敢闯的价格关，结果，用不着闯，混过来了。

　　闯价格关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宏观经济上，稳定的宏观环境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有些在当前很难处理的事情，只要经济持续发展，水到渠成，过些时候就好办了。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上，不用着急，千万不要指望通过银行上市捞笔钱就能解决问题。

　　对于银行的稳健运行来说，资本充足率确实非常重要。要增加银行资本充足率可以增加分子或者减少分母。增加分子就是注入资金。当然，如果能够注入资本，应当尽量注入。不过，如果一时有困难的话，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呢？减少分母同样可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减少分母就是逐步降低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总量。目前中央银行决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小城市中撤出来，将业务集中到中心城市。收缩战线必然可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人质疑这一决策，认为减少国有银行在中小城市的金融业务会破坏这些地区的融资渠道。如果单纯减少国有银行的业务自然会造成融资“真空”。但是，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金融业务都压到四大国有银行头上呢？如果能够尽快对内开放金融领域，那么新生的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必然会补充上四大国有银行撤出后留下来的金融空间。从金融运行机制上来讲，民营银行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必将更好地为中小城市中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因此，开放民营金融不仅对于打通民间融资渠道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素质，改善资本充足率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入世以后，外资银行正逐步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到2002年3月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已经有400多家，其中200多家已经开始营业。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只占有市场份额的2%，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布鲁斯估计，10年或者15年之后，外资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可能会上升到30%左右。外资银行肯定会把相当多的优质客户拉过去。这样一来，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总量还会下降。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没有减少，那么，其资本充足率自然会上升。

　　综上所述，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虽然比较低，但是，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这一比例将出现上升趋势，用不着为此过于担心。

　　在经济学中有一条无须证明的公理：竞争出效率。换句话说，垄断越强的领域竞争力越差。若问当前中国哪一个领域的垄断性最强？毫无疑问，金融业。自经济改革以来，从农业开始，服务业、轻工业、制造业，直到通讯业，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垄断局面先后被打破了，唯独金融领域的垄断局面保留至今。金融领域是经济改革中最后一个堡垒。金融最敏感，改革也最难。若不然，这块硬骨头也不会留到今天。如果说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仗，那么，金融体制改革就是决定性的一仗。打完了这一仗，自然还有仗要打，但是，想找一个完整的垄断领域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不良贷款持续上升，银行系统的问题层出不穷？为什么喊了那么多年的口号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无论是债转股也好，资产管理公司也好，还有当前的银行上市等等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体制失误的要害就是在金融领域中缺乏有效的竞争环境。垄断地位使得国有银行缺乏改革的意愿和动力。没有遭遇挑战就必然趋于保守。很清楚，由于垄断，谁家缺钱也少不了银行的钱。既然国有银行的日子还混得下去，就很难指望它们会积极变革。如果没有促进变革的激励机制，光靠上级发几个文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体制上的失误。无论换哪个来主持金融改革，只要维持旧体制就别想从根本上扭转这个趋势。只要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维持一天，这个困境就会继续存在一天。

　　WTO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垄断。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之后，国有银行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过去的垄断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吴敬琏在2002年3月“中国产经新闻”举办的“加入WTO我国企业新机遇研讨会”上说，“我们在进行改革开放，但人都是有惰性的，有时会不愿意改。这是因为改革会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会有痛苦。加入WTO以后，有关协议和规则会对我们限定时间，不改就死定了”。

　　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我们的金融业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背水一战。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西方各国也有他们的比较优势，金融产业就是他们的强项。打开国门以后，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金融业就会遭遇完全不同的情景。在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怕过谁？可是，中国男篮敢向美国队叫号吗？客观差距放在这里，不能视而不见。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如果经济活动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出了毛病，四肢再强壮也没有用。

　　目前，我们在金融改革的步骤上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混乱。在国内金融改革尚未走上轨道之前，已经许诺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之后允许外国银行在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享有“国民待遇”，而且还没有地域限制和行业限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入世后对外开放的速度比原来许诺的还要快。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入世初期只会对金融市场作有限度开放，即在入世后3年内，容许外资设立合资证券行，不过，在中国入世短短数月，已准许外资设立合营证券行。近期花旗及东亚银行相继获发牌照，容许为内地企业及个人提供外币服务，显示中国开放金融业的幅度及审批速度较预期为快。

　　仔细一推敲，问题来了，不要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我们的国有银行都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允许外国人做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让中国人做？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早晚保不住，为什么非要等到外资银行进来冲击不可？

　　如何打破金融业的垄断局面？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大手术之前，开放了民营经济。结果，民营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比重迅速超过了国有部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也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例如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那里的国有企业的状况也要比东北、西北的国有企业好得多。

　　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同一逻辑，在金融业采取类似的做法，在维持国有银行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开放民营银行？许多学者很早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不过，金融业好比人体的心脏，不能有片刻故障，不像别的行业，可以放开手来改革。金融改革往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加入WTO把我们的金融业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背水一战。放弃垄断，引进竞争机制，对于国有银行来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对于许多金融官员来说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变革。当前只有两条路：

　　第一，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组建一些民营银行，让民营银行来挑战国有银行，逐步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通过竞争提高国有银行的素质。在国内初步具备了竞争环境的情况下，再考虑对外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

　　第二，在继续维持国有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的情况下，修修补补。在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表到期之后，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

　　总之，国有银行的垄断特权肯定是保不住了。要不然是我们通过创建民营银行，主动来打破金融垄断，要不然等着外资银行进来，被动地打破垄断。

　　第一种办法是渐进式改革。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就是马上动手，民营银行还只不过像刚出生的孩子，规模肯定很小。民营银行尚需若干年的成长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规模很小的民营银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在实际业务上对国有银行的挑战。随着民营银行的成长，国有银行有可能在竞争中完善自身的运行和监管机制。

　　第二种办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拖上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既不用为外资银行的竞争而担忧，也不用为民营银行的挑战而烦恼。在这两、三年内，国内的金融市场还是国有银行的一统江山，各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不会受到触动。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大家一团和气。尽管天天把金融改革挂在嘴上，由于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改多少算多少。反正只要不出大的金融弊案，就有可能平安无事。

　　实际上，拖延战术最终将导致非常激进的改革。拖延战术把中国的金融体制放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在未来某一个时刻，国有银行将突然面对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外资银行取得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许可之后，将在我国的几个金融中心城市争夺优质客户，争夺人才。国有银行根本就不是那些强大的外资银行的对手。

　　第一种，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外开放，在短期内固然可能赢得表面的繁荣，但是距离国有银行土崩瓦解和金融危机也就不远了。

　　第二，在开放之后发现和外资银行差距太大，不得不自食其言，往回倒退，重新回到对外金融管制的老路上，从而在损伤信誉同时承受商业利益损失。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我们都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拿足球队来打个比方，如果连输几年，大家就喊着要换教练，换个打法试试看。如果一个国有企业连亏几年，通常也要考虑换个厂长。为什么中国金融业就不一样呢？由于我们尚未开放金融领域，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金融体制就非常稳健，更不意味着开放之后还能稳住局势。我们暂且不来追究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中累积下来多少金融风险，在表面的稳定下面隐含着多少不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没有能够抓紧时机，迅速地改革金融体制，提高竞争能力，就是贻误战机，就是非常严重的失误。

　　银行产权改革在我国的金融业中历来被视为，最近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热点。在2002年初的一次银行业研讨会上，许多人都明确表示改变银行体制的根本在于改革产权制度。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都应该朝着股份化的方向发展。多年来，银行尝试了各种改革，但结果并不理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正是产权没有得到改革等原因。

　　纵观世界，自从1970年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民营银行的比重都在持续上升。在2001年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国有银行还占主导地位，可惜，这些都是一些穷国和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国有银行所占的比例都低于10%，而且其比重还在持续下降，这个事实是谁都难以否认的。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开放民营银行是迟早要办的事情。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上升，早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既然在别的领域中可以这样作，为什么在金融领域中就不行呢？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日前表示，民营银行是我国未来间接融资需要大力发展的主体。经叔平说，民营银行是未来间接融资主体。特别是类似民生银行这样以非国有股份为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根本上解决了体制问题，实现了完全市场化运作，割断了体制内生成金融风险问题。不断壮大民营银行整体规模，不但会引起中国金融格局的变化而形成低风险高效率的良好局面，更有利于缓解结构性矛盾，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也说，目前，国内银行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建立线]

　　众所周知，企业通过股票、债券融资叫做直接融资，通过银行信贷融资被称为间接融资。倘若要让民营银行成为间接融资的主体，那么就绝对不是按照目前的改革措施所能达成的目标。

　　改革金融体系的产权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促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促进民营银行的诞生与发展。不改变当前的产权结构就不可能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也就很难摆脱当前的金融困境。要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绝对不是上市发行一些股票，招些小股东能办到的。允许较大的民营企业和外资银行参股，将有利于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和市场竞争机制。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恐怕比改革那些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还要困难。

　　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非改不可，但是，这一改革需要外部竞争环境。在现有金融结构下，无论设计什么样的股份结构，最终都会流于形式，走过场。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绝对不可能凭空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在5年前曾经在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就这个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对于澄清人们的思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浙江、福建、广东，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快，市场竞争机制比较健全，那里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也相当顺利。在东北、西北，由于民营经济占的比重比较低，市场竞争机制发育不够，那些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成果不显著。要真正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必须要开放民营银行。

　　银行就是银行，银行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为什么非要在所有制上作文章呢？所有制歧视是毫无道理的，也是不符合宪法的。如果说专业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之间有所区别的话，还有些道理。国有银行更适合完成配合国家财经政策的任务，执行专业银行的职责。民营银行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服务，适合于多变的市场竞争。究竟是民营银行还是国有银行哪一个更适合形势，要看哪种形式更有效率，更能够疏通金融渠道。当前特别是要看哪种形式更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据报道，在2002年民营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户的金融供给不足情况有所加剧，致使“”频频抬头。[24]显然，目前金融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大力发展民营银行。

　　开放民营银行最重要的意义也许还不在于他们可以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民营银行的制度创新为国有银行提供一个对立面，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只有迅速提高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才有可能讨论如何逐步实现对外开放金融的问题。

　　从目前(2002年4月)的情况来看，全面开放民营银行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经过一年多努力，在有限地区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讨论民营金融试点的时机是否成熟的标准也许应当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经过国内外几十多名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民营银行二百问》已经完成。[25]尽管这本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讲，开放民营银行的关键问题已经梳理清楚了。

　　其次，经过几年的整顿之后，国内金融形势比较平稳。为民营银行试点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为开放民营银行做了思想准备。特别是自从2000年7月以来，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广泛进行了关于民营银行的讨论使得民众已经逐步了解了开放民营银行是大势所趋。现在开展试点，水到渠成，不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误解。

　　第三，在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努力之下，浙江、苏南、广东、西北、东北等五个试点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每个试点的背后都有相当强的研究力量。最关键的是学者们得到了共识。有这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监管和帮助，即使马上就开始民营银行的试点也不会给中国的金融体制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冲击。只要能够小心谨慎，稳扎稳打，充分注意到研究的关键问题，完全有把握控制住试点的局面，翻不了船。

　　从各种文件和报道来看，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效率和加强金融监管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目前的做法很难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目前，强调以加强监管来防范金融风暴的冲击，毫无疑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仍然是治表，没有解决治本的问题。如果不采取重大改革措施，恐怕金融风险非但不能缓解，反而有可能累积起来，成为心腹大患。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改革的要害就是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打破垄断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国有银行对金融业的垄断局面。打破金融垄断的要害就是首先开放民营银行。

　　民营银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在实际业务上对国有银行的挑战。随着民营银行的成长，通过公平的竞争，国有银行有可能完善自身的运行和监管机制。

　　开放民营银行不是一种利益再分配，也不是什么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只有从加强中国金融业的总体竞争能力这样战略高度上来考虑，才能够认识到开放民营银行的重大战略意义，才能够认识到拖延战术是何等迂腐荒谬。

　　有人质疑说，让民营银行诞生，难道他们就能够对付得了那些外资银行吗？确实，让刚刚出生的孩子上拳击台实在是有些荒唐。当年，中央军在日本鬼子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有谁看得起八路军？当八路军向敌后挺进的时候，不是也有人怀疑，就凭八路军的那几支枪还不是去送死？历史已经证明，只要内部机制好，弱小也会变得强大。就象中国的民营企业一样，只要民营银行的机制设计正确就一定会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和外资银行的较量中，反倒是民营银行最容易适应环境，找到外资银行缺乏竞争力的空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在将来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有银行才会真正体会到创建民营银行的重要意义。

　　开放民营银行的建议触动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拖延回避。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连同民营银行竞争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同强大的外资银行同台竞技？如果不去研究如何和外资银行竞争，却天天在防范民营银行，如果有人批评说你们“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当如何解释？民营银行再怎么说也还是中资金融机构，按照学者们研究的结果，只要搞好“准入，监管，退出”三个法规的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推广，天下不会大乱。

　　密西根大学的Olson教授说，只有在一个国家遭受极大的冲击之后，才会真正实行改革。他说的“极大冲击”指的是外族入侵，政权更替。韩国的例子又一次验证了这个理论。目前韩国推进了大刀阔斧的金融体制改革。世界银行的专家颇有感慨地说，如果韩国不遭遇金融危机，恐怕这些改革措施仍然还停留在学者的论坛上。在韩国金融风暴之后，韩国高层金融官员关的关，撤的撤，下狱300多人，从而为金融改革扫清了道路。

　　无论如何，中国的金融体制早晚是要改革的，不改革，万一闯了大祸，最终遭殃的是无辜的老百姓。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能不能在避免金融危机的前提下推进金融改革？拖字诀看来似乎没有得罪什么人，可是总拖下去，不是一个办法。拖来拖去，就会贻误时机，拖垮我们的民族金融业的长城。而另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充分研究和准备就贸然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措施，很可能把金融改革引入歧途。

　　[1]作者衷心感谢长城金融研究所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汤敏、彭恩泽等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如有谬误自然应当由作者负责。

　　[9]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1995年的7600万上升至2050年的3亿。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的养老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10]参见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3页。

　　[11]关于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有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各种计算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金回报率等有不同的假设。但是，各种计算的结论几乎完全一致：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相当严重，必须认线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境外筹集资金以及外债共计60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境外净资产和企业在境外投资共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2235亿美元。从这些数字可见，中国大陆外债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特别是外债的机构比较合理，超过70%以上为中长期贷款。不至于对金融体系形成外来的威胁。

　　[13]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梦：探索地球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中，作者斯塔维尔研究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未偿还借贷、政府及银行债券、外债等估计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总国债可能达到GDP的75%。

　　[1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萧钢表示，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步曲是，第一，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独资公司，第二步，实施股份制改造，第三步，创造条件上市。还有人表示希望国有银行通过改制尽快整体上市。参见慧丰，《台金融》研究简报，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15]在2002年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目前，国有银行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资产，较乐观的估计能收回4000亿元，损失可能1万亿，若把这1万亿元折算到某一年，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明显上升。

　　[16]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在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平均为3.2%。

　　[18]详情请参阅王君，“中国贷款分类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论坛。